编者按
年12月，著名诗人、小说家、全国政协委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甘肃日报主任编辑、甘肃日报社叶舟工作室主任叶舟历时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近日，叶舟接受出版社该书责编魏玮的访谈，首度深入全面地谈论了百万余字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的创作缘起、过程等。
《敦煌本纪》（上下卷）
叶舟著
译林出版社年12月版
访谈
《敦煌本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Q=责编魏玮
A=作者叶舟
Q:
您一直在书写敦煌，这些年，已经为她写出了《大敦煌》《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篇章。您对敦煌是怎样的情感，为何如此迷恋？
A:
我对敦煌的迷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要一看见“敦煌”二字，我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雪夜投奔，喜乐，信赖，醉氧了一般。打个比喻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亮，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我从１９岁开始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这么些年来，陆续出版了《大敦煌》《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燃情岁月》等篇什，体裁包括了短制、抒情诗、长诗、诗剧、散文等，现在又有了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可以说一直在用文字供养着敦煌。或许，人是有宿命的。我很清楚，自己确凿是干旱的儿子，荒凉的儿子，旷野的儿子……，当我这一只船划进了万顷黄沙、千里戈壁时，我才能碰见这一生真正的命题，也才感觉安全。
事实上，对于敦煌的态度，渐渐地成了我甄别一个同伴高下的准绳。我可以准确地挑出战友和兄弟，也能够与冷漠者走失，彼此天涯不问。这很执拗，但屡试不爽。许多年前，我和李修文有过一次甘青之行，长途奔袭了几千公里，在河西走廊上迎送晨昏，在敦煌莫高窟下给常书鸿先生上坟，在玉门关及阳关之间背诵李白和王昌龄，后来他写就了一本奇崛之书，名叫《山河袈裟》。李修文说过，恰是这一趟远行，改变了他的文风和语言。我信赖他的这句话，他其实在指一种生命的姿态。
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惟有她，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
Q:
在文坛，一说起叶舟，大家率先想到的是您的诗歌和散文，《敦煌本纪》是您的首部长篇小说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发愿写这样一部大作品？
A:
其实，落实在具体的写作中，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禁忌，也不会被哪一种体裁所制约。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只不过像是当年莫高窟一位画匠手中颜色各异的石料，为其所用罢了。重要的在于，究竟是菩萨低眉，抑或是金刚怒目，这才是需要文字去探究的，也才能形成一个人凛冽的风格。
我此前写过大量的中短篇，也发表过几部小长篇，但严格地讲，《敦煌本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年的冬季，大年初一，我独自一人逗留在莫高窟下，徘徊在宕泉河畔，跟众多的菩萨和飞天娘娘过了一个新年。也是那一年，我将自己在整个九十年代写下的诗歌和散文结集出版了，名叫《大敦煌》。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种前期的储备和预热，也是一番暗中的寻找。——在那个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我磕了头，我秘密地发愿，将来一定要用一个大部头，用一部长篇小说，去描摹整个敦煌的威仪与不朽，让她凌空独尊，卓立天际。
十六年之后，终于，我动手了。
我开始动手写一本飞沙走石的故事，一本执命狂奔的故事，一本少年英雄马革裹尸、席卷边疆的故事，一本有关河西一线四郡两关的故事。——这部小说事关尊严与时间，也涉及困境和败北，但我力图刻画出一片独异的天地，并跟随生息于其间的人民、落日、神祇、鸟兽和滚滚而来的美，迎风领受，驻扎在地平线上，探问这一块圣地的今生及前世，守住最后的正信。
现在，我兑现了诺言，交出了《敦煌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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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
Q:
《敦煌本纪》全书万字，出场人物上百位，完成这样一个大部头，无疑是一次艰辛而漫长的跋涉。从资料准备到搁笔成文，您用了多长时间，怎么就坐住了冷板凳？
A:
像刚才讲的那样，《敦煌本纪》的酝酿和发酵长达十六年，实地踏勘足有十几次，资料的准备和消化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个中滋味，难以言表。我以为，一部长篇小说至为关键的，在于找见第一句话，找见那一根线头，找见黑暗中的灯绳。年年底，我从扬州赶往南京的禄口机场，眺望着车窗外的那一轮落日，突然觉得它竟然像一介少年游侠，先我而去，奔向了敦煌。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找见了。
翻过年的2月18日，我在电脑上认真地敲下了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由此，《敦煌本纪》开始了。
速度很快，虽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碰见了几个难以逾越的关口，也有一些不忍割舍的情节，但因为整个故事的筋骨与血脉趺坐心中，万方鼎沸，一望旷然，基本上一口气写到了最后一个句号。我控制得很好，不管是故事的走向与流变，还是人物的塑造，包括当初预计的篇幅，一切均在掌控之中，不曾塌陷。我记得，定稿的那一天，著名的民谣歌手吴俊德背着一把冬不拉，从大理来到了兰州，给我弹唱了一支曲子。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这一句歌词，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情。
现在回头一想，我真是被自己吓了一跳，暗自心惊。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敦煌本纪》应该是我面对的最大考验。它的时间跨度，它庞大的体量和纵深，它所呈现的故事弧度，以及主要人物的成长与畸变，对我都是一种狂野的挑战，一种全新而陌生的感受。——不过，在此期间，我也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打开了想象的边境，并且收获了不少的经验。森严的写作纪律，对美的实践与追取，人民的立场，这一片土地的温度和恩义，生而为人的操守，语言的正派及肃穆……，这是需要我耐心思考，去认真处理的。经此一役，我不能说自己有过一种死生如蜕的体验，但至少浣洗一新，获得了某种底气，留给将来的写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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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
Q:
描写敦煌的优秀作品太多了，井上靖写过，张抗抗写过，阿来写过，冯骥才写过，余秋雨也写过，本土的两部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也已经足够经典。那么，《敦煌本纪》如何另辟蹊径？它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A:
的确，描写敦煌的优秀作品太多了，这跟她的独异性和地标性密不可分。我以前也说过，敦煌是我诗歌的首都，一切惟她马首是瞻。她就像一眼荒漠甘泉，活人性命，养人魂魄，谁都想来饮一碗净水，这并不稀奇。另外，敦煌包罗万象，她不只是一种思想，还是重要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小说和诗歌也从未缺席。但是，读得久了，思考深了，我渐渐地觉得不过瘾，因为太多的悬疑、猎奇、玄幻和穿越加诸其身，让敦煌虚悬，弥望无边，几成一片海市蜃楼也。我以为，生命的姿态便是你写作的姿态，这与一个人的气象、认知和决绝有关。当大家都在眺望莲花藻井上的幻象时，允许我独自走出石窟，去请教戈壁和红柳，请教马匹与骆驼；当众人观瞻壁画、顶礼如仪之际，允许我卷旗西返，绝尘于川原平旷之中，去求问道路，打通关节；当伙伴们仰首问天，等待着飞天仙子花雨广洒、传布福音时，允许我走近田夫故老，坐在田间炕头，吃一碗馓饭，喝一口茯茶，做一回儿子娃娃。
《敦煌本纪》是野生的，目光平视，春秋丛聚，犹如旷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杨林。
起笔时，我立下了这样的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这部小说要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
说到底，《敦煌本纪》讲述的是正义、力量和正信，也包括困局与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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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
Q:
很多读者说，《敦煌本纪》和《白鹿原》有相似之处，您怎么看？
A:
陈忠实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白鹿原》也是我反复阅读过的长篇之一。它的精神法相，它的从容正派，自然是需要我去慢慢体悟的，这可能就是经典的奥义吧。
如果说，《敦煌本纪》和《白鹿原》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话，那只能是一种致敬的产物。事实上，作为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关中平原和渭水一带的文化、风俗、乡规民约、方言俚语、社会结构等等的，随着当年的流民和朝廷充实塞防的措施，已经大规模地延伸到了河西走廊境内，落地生根，笼盖着陇右地区以及祁连山下的四郡两关一线，仿如一体。我以为，这是共同的根系，相似的其实是这种文化的底色，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母亲的宫房，难以剥离。命运吊诡，即便在那个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的时代，白鹿原一直是亮的，关中也始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但敦煌乃至河西走廊却被抛弃了，遗忘了。用民国年间报章上的话说，它就是一片“锈带”，轻若鸿毛，不足挂齿。
在小说家的眼中，所谓的“锈带”，所谓的边角料，或许大有深意，或许才是一个强悍的故事真正的埋尸之地。死而复活，涅槃再生，这本身就是悲剧的源头。
Q:
您之前谈到过，书中的许多人物是有“原型”的，这种“原型”不是生平经历的相似，而是精神气质的契合，比如那一群少年，您说过他们其实就是班超，就是霍去病。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本纪》不只是首部为敦煌立传的长篇小说，它也是河西走廊千年历史的缩影，甚至指向了某种民族性格的命题。这该如何理解？
A:
在散文《何谓丝绸之路——以河西走廊为例》一文中，我曾这样写道：“……自秦至汉，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便拉开了帷幕。幸运的是，登上这个少年舞台的恰巧是一帮天纵之才，他们好奇，奔跑，血勇，独孤求败，渴望征服，每一块肌肉上都充满了力量与雄性荷尔蒙。他们一心想看遍世上的所有风景，想去追逐落日，去触摸地平线的尽头。那是一个行动的时代，是我们民族的‘旧约年代’，没有废话，没有陈词，也没有羁绊。她碰巧遇见了南下的敌手，不免怒发冲冠，引刀一试。
“那一刻，江山和社稷就寄在了这一群美貌少年的身上，他们的名字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刘彻，班超，卫青，霍去病，李广……。他们的信念就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们相信自己就是一块耐火的城砖，要去奠基。他们明白自己必须做一把刀子，不能躲在鞘中，自毁锋芒。对了，还有一个姗姗来迟的使臣张骞。他第一次用双脚丈量了这一条河西走廊，他踏勘，他摸排，他受难，他几乎用一己之力，像一根尖锐的针刺破了未知的天幕，不辱使命，找见了方向和地平线，完成了这一趟‘凿空’之旅。——那一刻，这个帝国在开疆斥土，在金戈铁马，上演了一幕幕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戏。无疑，这是一出恳切而艰难的成人礼，让我们民族在燃情岁月中终于技成出徒，有了初次的飞翔。的确，惟有苍茫大地，惟有河西走廊，才能说明这一群奔跑而壮美的少年。”
那么好了，你如果读完了《敦煌本纪》，你一定会觉得胡梵义、胡梵同、陈小喊、蒋斧、孔执臣、索乘这些人物似曾相识。他们并没有湮没在史籍中，不曾绝灭，只是后世缅怀的对象。他们仍旧活跃于广阔的西北，光芒烛地，策励子孙。只有边疆，令他们雷霆万钧，披挂着深夜的罡风暴雪，让他们大胆托孤，斩关落锁，保存下了最后的骨血，以及最后的美，金沙深埋，奠定了未来的根据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纪”的精神传统是活着的，它是我们不竭的源头，乃至原型。
在《怀想》这一首诗中，我曾经描述过那一种采山饮河，那一种殊荣旷典的浩荡景象：
那时候 月亮还朴素 像一块
古老的银子 不吭不响 静待黄昏
那时候的野兽 还有牙齿 微小的
暴力 只用于守住疆土 丰衣足食
那时候 天空麇集了凤凰和鲲鹏
让书生们泪流不止 写光了世上的纸
那时候的大地 只长一种香草
名曰君子 有的人入史 有的凋零
那时候 铁马秋风 河西一带的
炊烟饱满 仿如一匹广阔的丝绸
那时候的汉家宫阙 少年刘彻
白衣胜雪 刚刚打开了一卷羊皮地图
那时候 黄河安澜 却也白发三千
一匹伺伏的鲸鱼 用脊梁拱起了祁连
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 亦有忠义
和然诺 事了拂衣去 一般不露痕迹
那时候 没有磨石 刀子一直闪光
拳头上可站人 胳膊上能跑马
那时候的路不长 足够走完一生
谁摸见了地平线 谁就在春天称王
Q:
读这部书之前，我对它是有预期和想象的，但真正进入作品之后，才发现它是不可定义的，人物是那么饱满，情节的走向一次次出人意料，最后竟然以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收尾。我能感受到这其中有您很深的反思，关于西部，关于历史，关于人性，请您再谈一谈吧？
A:
贾植芳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不懂中国的西部，便不懂中国。在我看来，人世间最苍凉的一个词，莫过于前世今生。如果说，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它们曾经是一片绵远而斑驳的“锈带”的话，那么现在的重述，今日的辩护，将是一份除锈的天课，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的答案就在《敦煌本纪》中。
叶舟诗人、小说家，著有《大敦煌》《边疆诗》《叶舟诗选》《敦煌诗经》《引舟如叶》《丝绸之路》《自己的心经》《月光照耀甘肃省》《漫山遍野的今天》《漫唱》《西北纪》《叶舟小说》《我的帐篷里有平安》《秦尼巴克》《兄弟我》《诗般若》《所有的上帝长羽毛》《汝今能持否》《敦煌本纪》等。作品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日报主任编辑。
编辑丨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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